《八一起义》剧照 崔元摄/光明图片

　　 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以充满张力的历史叙事，大气磅礴的音乐和舞台呈现，众多具有英雄气质、体现崇高人格美的艺术形象，全景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伟大历史，体现出鲜明的史诗气质和美学追求。

　　 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史诗性作品应以宏大叙事对历史做出整体性呈现，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魅力所在。歌剧《八一起义》采用经典线性叙事与多时空交叉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在历史逻辑和叙事逻辑之间找到具有戏剧性的起承转合，对一波三折的起义过程、紧张严肃的矛盾交锋、历史十字路口的艰难抉择等进行了层次分明、跌宕起伏的呈现，突破了线性叙事的时空限制。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客观被动地再现历史，而应该以特定历史情境下人物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在历史空白处展开艺术想象，实现对历史的精神重建。剧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超越就史写事的编剧思路，创造性加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武汉讨论革命前途并击掌“约定”的重头戏，进而在第八、第十一场事关革命前途抉择的关键时刻，以他们之间跨时空的“对话”形成推进戏剧叙事的重要动力。正是这一依据历史逻辑必然的诗意书写，凸显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历史关头坚定的革命信念、深邃的历史洞见、面对危局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

　　 舞台场景营造是歌剧美学追求得以呈现的重要环节。与线性叙事和全景式呈现八一起义历史相适应，这部作品大面积采用紧贴历史实景的装置与光影画面，拓展舞台的历史纵深，同时强调写实性道具、景观的符号化功能，在舞台空间设计、视觉效果、多媒体运用等方面突出历史叙事与诗意风格的交融。如全剧开篇的舞台布景质感强烈，与巨幕投影中的滂沱血雨相互叠映，展现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又如修复涂家埠大桥场景中顶天立地的桥架，以及在光影衬托下战士和工友们奋力抢修的巨大剪影，象征着中国革命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庞大的符号化道具和压倒性的舞台意象，借助大胆创新的舞台科技手段，形成奇观化的视觉效果和时代美学风格，共同完成对八一起义的史诗性呈现。

　　 与重大主题相应，歌剧《八一起义》的音乐突出宏大、壮阔的史诗风格。作品中大量使用合唱特别是男声合唱和男声重唱，气势恢宏。如第一场管弦乐队烘托之下的混声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行了诗化的悲愤叙述，中心人物周恩来激昂、悲愤的咏叹调《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如闪电划过暗夜，混声合唱与独唱交替出现，表现出革命者从血泊中站起继续前行的坚强斗志。

　　 剧中大量精彩、激越的咏叹调贯穿着理想信念的深切表达。周恩来的唱段多达14段，包括独唱《我在等待这一刻》《往事重现》，二重唱《相伴一生》等，展现了这位起义领导人崇高的革命信仰、坚定的奋斗精神和丰富的情感世界。贺龙的唱段虽不多但很有特点，特别是咏叹调《我的入党志愿书》等，使这位在关键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八一起义总指挥的伟岸形象深入人心。

　　 《八一起义》主题叙事以周恩来的唱段和合唱交替推进，其中周恩来的“等待这一刻”成为最突出的叙事主线。男声合唱《按时起义》及其变奏，生动展现了起义官兵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共同推进“起义”主题叙事。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约定”主题则出现在多个关键时刻，成为与主线平行的重要叙事线。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二重唱《相伴一生》多次重现，体现了革命伴侣在斗争中相互激励的强大情感力量，同样对全剧叙事形成有力推进，并为全剧音乐注入浪漫与深情的元素。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歌剧，《八一起义》成功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近二十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突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人格与精神风范，对革命英雄主义崇高之美做出新的文化表达。同时，歌剧《八一起义》也突出了普通战士的英雄气概。“哑巴”和景芸是歌剧中富有光彩的普通战士，以自己的牺牲谱写了生命壮歌，这种牺牲因为汇入了伟大革命事业而重于泰山。歌剧《八一起义》将建军伟业的宏大叙事、革命领袖的精神境界与普通战士的英勇牺牲有机交融，最终汇聚成为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总之，《八一起义》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歌剧作品的相继成功创排，使民族歌剧大大拓展了自身的艺术表现空间，并以史诗性的戏剧架构、宏大的叙事规模、恢宏的舞台呈现和大气磅礴的音乐建构，精彩诠释了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之美，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提供了新的类型化实践样本。

　　 （作者：叶 青，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